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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平:全球治理创新中的中国因素

2017-11-2 11:35:37 / www.w6611.com攻略 / 暂无评论 / 字号

作者:全国政协委员、中联部原副部长、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艾平

全球治理体系是随着全球化而产生、发展和演变的。而全球化实际上又是我们对现阶段世界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的概括。换句话说,世界主要国家的相互关系发展成为世界格局;在这一格局中,主要“主体”博弈形成或默认的“规则”即是国际治理体系。而当国际体系发展到全球化阶段,这种规则即成为全球治理体系。随着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发展演变,治理体系也必然随之变化。但从“实力”对比的变化到“规则”的变化,往往有一个时间差,而且要经过“博弈”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“全球治理体系创新”的背景。

在“一战”前到“二战”后,即“全球化”的1.0和2.0阶段,推动全球体系变革的决定因素是世界大战,是对战败国的惩罚。在冷战期间,两个超级大国形成“确保相互摧毁”的局面,使得大规模全面战争无法成为改变国际格局的决定性手段,“两霸争夺”体现为军备及其科技、经济基础的竞赛;结果,主要由于苏联东欧国家内部原因发生剧变,冷战以“一超独霸”的局面结束,出现3.0阶段。与此同时,由于新兴经济体主动改革开放,加入全球供应价值链,出现群体性崛起局面;而“7国集团”越来越无力独自应对全球性挑战,出现全球治理体系进一步调整的必要性。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在战后逐渐形成的,反映了跨国公司、发达国家政府的实力、利益及理念,并没有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诉求。在创新过程中,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无疑需要贡献智慧。

面临“危机”,有人甚至称之为“逆全球化”。

全球化有其内在规律。实际上,西方国家,以其跨国公司为代表,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和最大获益者。西方为什么能在世界上处于主导地位?首先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,即在微观层面建立现代企业,在宏观层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,通过融资调动几乎无限的资源,发展科技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,取得“先发优势”,在全世界销售其产品,获得“垄断利润”,从而为延续“领先”奠定基础。在此过程中,推销其“自由贸易”、市场经济、多党民主等意识形态。

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导致集中、两极分化、生产过剩从而导致危机的内在矛盾,历史上曾导致无数次经济金融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。西方国家总结经验,调整政策,一方面不断拓展国际、世界、全球市场,延缓危机爆发,另一方面制订反垄断法,开展全球范围的竞争,保持创新活力。

随着科技以及交通通信发展,距离消失,在全球配置资源,形成供应价值链。扩散技术、管理,兴办工业园区,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,形成“后发优势”。日本,韩国等“四小龙”、“四小虎”。

“后发国家”曾试图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超越资本主义阶段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曾经一度显示优势。但“指令经济”,违反客观规律,只有在中国将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相结合,才显示出优势。

与此同时,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化,增长的好处被跨国公司和“1%”独占。有效需求不足,滥发“次贷”,引发金融危机。救市:“大到不能倒”。

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:“有效需求”不足,寄希望于人口大国,提出“金砖”概念。中国、印度改革开放后,加入全球供应价值链,现代经济活动卷入的人口,从百万、千万、亿上升到十亿级别,扩大国际贸易,拉升经济增长,实现经济发展。

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,以及欧元危机之后,新兴经济体原有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。稳增长、转方式、调结构、补短板,提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,推动实现“五通”。亚投行,新开发银行,丝路基金等。其实一直在做。

全球化最新阶段发展引发实力对比的变化,新兴经济体当然要求全球治理体系“创新”。

当前,世界经济曲折复苏,新一轮增长动能尚在孕育之中。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,保护主义抬头,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多边贸易体制发展面临瓶颈;地缘政治因素错综复杂,政治安全冲突、难民危机、气候变化、恐怖主义等影响世界经济,完善和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性、紧迫性进一步凸显。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:

适应新的力量对比。传统力量与新兴力量此消彼长,挑战问题此起彼伏,政策协调不敷需要;需要加强、改革、协商、积极互动。

适应不断扩展的议程:国际贸易、投资、金融等,民族宗教冲突、恐怖主义、跨国资本流动、气候变化、传染病防控等非传统安全挑战。

适应更加多元的主体:主权国家、国际组织、跨国企业、非政府组织,参与进程,发挥作用。

适应日益加深的改革诉求:现有体系不适应,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,改革力量进一步集聚。

归纳起来说: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,要求更加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正、合理、有效,具有可持续性,适应力量对比的变化,给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多发言权等。

在全球治理中,有人认为中国有“四重角色”:利益攸关方,关键行动者,议程设计人,变革领航员。这其中包含价值理念、制度设计在内的治理思路。

在实践方面,中国提出共商、共建、共享“一带一路”倡议;设立亚投行、丝路基金等开展金融合作。在理念方面,强调正确义利观,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,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,伙伴关系网络。在倡导新发展合作规则方面,强调和平、发展、合作、共赢,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“全球观”,以及开放包容、合作共赢、循序渐进、标本兼治、务实有效。

杭州峰会提出的中国主张,通过各自行动和集体合力,构建创新、活力、联动、包容的世界经济;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时提出,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“国际社会大家的事”,要坚持“共商共建共享”原则,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,形成一致行动;果阿会晤推动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合作方面聚焦“创新与可持续发展”,“打造有效、包容、共同的解决方案”。总之,我的初步看法是:随着全球化的发展,在原有“治理体系”相形见绌、不敷需要的背景下,全球治理创新需要通过反映新的经验教训、释放动能、丰富理念、搭建平台、优化机制的途径,按照扬长避短,由点到线,优化环境,突破瓶颈的顺序。从而实现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,带来新的动能,实现发展,克服阻力和弊端的目标。提升综合国力和国家“巧实力”要做到:扎实做好本来就要做的事;统筹内外两个大局,实现更好效益;打破“条块分割”,“官、产、学、研、用”协同创新,包括察哈尔学会等智库要在公共外交上多些实践创新,为增强中国公共外交实力做贡献。

我的初步看法

1、背景:全球化的发展,使原有“治理体系”相形见绌、不敷需要,随之产生调整、加强、创新的必要。

2、目标:创新要适应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,带来新的动能,实现发展,公平分配,克服阻力和弊端。

3、途径:创新要反映新的经验教训、释放动能、丰富理念、搭建平台、优化机制。

4、顺序:扬长避短,由点到线,优化环境,突破瓶颈。

5、提升综合国力和“巧实力”:扎实做好本来就要做的事;统筹内外两个大局,实现更好效益;打破“条块分割”,“官、产、学、研、用”协同创新,包括察哈尔学会等智库要在公共外交上多些实践创新,为增强中国公共外交实力做贡献。

(本文根据全国政协委员、中联部原副部长、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艾平在察哈尔学会2016年公共外交年会上的演讲整理)